编者按：2014年2月18日，民革党员、福建泉州市中医骨科医生蔡立忠病逝。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300多人自发前去为他送行，许多人泪流满面，失声痛哭。4月23日，中共泉州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号召泉州市广大干部职工向蔡立忠学习，并决定以市委、市政府名义追授蔡立忠“市劳动模范”、“人民的好医生”称号。《团结报》等报刊也发表了长篇通讯，全面报道了他的先进事迹。今年2月，民革中央下发《关于开展向蔡立忠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追授蔡立忠同志“优秀民革党员”称号，号召各级民革组织和广大党员向蔡立忠同志学习。
蔡立忠：一个纯粹的人
当医生就当一个好医生
“市场经济时代，人们可以选择的机会很多，像泉州这样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很多人会被‘赚大钱’的事情诱惑，但蔡立忠医生始终坚守自己的选择。选择当医生就当一个好医生，这是蔡立忠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泉州市中医院院长刘宪俊这样评价他当年的同事。
“你怎么会想当医生的？”蔡立忠的爱人吴少玲曾经问过这个问题。
一个人人生道路的选择往往是由小时候的经历所决定。蔡立忠选择当骨科医生与他小时候的一次受伤有关。
从小生活在农村的蔡立忠，家境不好，长得又瘦又小，干农活经常受伤。七岁正淘气的那一年，蔡立忠被家里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重重摔在地上。他的脚脱臼了。
母亲赶忙背上他到村卫生室。村里大夫水平有限，没看出来是脱臼。小小的蔡立忠就一直疼，一直哭，腿也变成一长一短。蔡立忠就这么哭了半个月，直到爷爷带他去镇上的医院。
蔡立忠告诉妻子，打那以后自己想要好好读书，想当一名骨科医生。“当一个好医生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大夫医不好、医不正确，病人就会很痛苦。”
1989年，蔡立忠从福建中医学院骨伤专业毕业，来到泉州市中医院骨伤科工作，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
从一开始同事们就发现，蔡立忠特别爱钻研业务。“对每个病例他都想研究。”骨伤科主任苏再发说。在重大手术前，骨伤科的医生们讨论诊治方案，“每次讨论后，蔡立忠都会继续查找相关文献，研究病例诊治。”另一位同事也很佩服蔡立忠严谨的学风：“他跟我们讨论患者病情时，除了听别人介绍情况，更注重直接查阅X光片。”
每天中午下班回到家，蔡立忠总是先打开电脑，以便饭后马上继续学习。亲戚来串门，蔡立忠没说两句话就又进书房学习去了。在蔡立忠的卧室里，最显眼的就是一个装满书的书架，里面摆满了各种医学书籍，许多书都被翻烂了。就在蔡立忠患病住院前，枕边还放着《骨与关节感染外科学》、《骨科内固定》等书。
医院周末专题学习会，不论是不是他的专业范围，蔡立忠从不缺席。在医院保留的讲座签到表上，“蔡立忠”一栏都保留着他的签名。蔡立忠参加的最后一次讲座是在2014年1月21日，当时蔡立忠已经患病，离他去世不到一个月时间。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始终充满旺盛的求知欲。”蔡立忠的女儿蔡颖颖说，“在我念中学的时候，爸爸参加在职研究生考试，要考专业英语，而之前他学的是日语。”于是，每一个清晨，蔡立忠都是一边刷牙、洗脸、吃饭，一边听着录音机播放的英语。同事陈弼沧也对蔡立忠学英语的经历印象深刻，他说：那个阶段，蔡立忠跟同事说话过程中，往往低头读几遍英语单词，再接着谈话。后来，陈弼沧惊奇地发现，蔡立忠还能够用英语和老外交谈。“我爸就是这样，选择了一件事，就会坚持做下去。”2001年，蔡立忠获得福建中医学院骨伤专业医学硕士学位。
蔡立忠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得到了患者们的称赞。结合临床经验，他与同事合作发表了《前臂桡神经深支损伤的治疗》、《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三维有限元实验研究》等论文。与蔡立忠一度同事的张翼医生说，蔡立忠很喜欢与同行探讨医学问题。身为内科医生的张翼以前曾认为，骨科、外科大夫更注重技术问题，理论基础比较薄弱，但与蔡立忠接触后，他改变了看法。他说他很钦佩蔡立忠，一说话就让人听出来，只有长期认真学习的人，才有这样深厚的积累。
2010年12月，蔡立忠来到昌吉市人民医院参加援疆工作，适逢冰雪严寒的冬天，正是摔倒骨折的伤者较多的时候。蔡立忠立刻投入工作。由于他医术精湛，很快就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口碑，许多患者慕名而来，专门来找蔡医生做手术。一些本来要去乌鲁木齐就医的患者，都留在昌吉找蔡立忠医生诊治。直到蔡立忠离开新疆以后，还有患者专门来到昌吉市人民医院找蔡立忠看病。
蔡立忠给病人看病，不仅要帮助他们解除病痛，还特别善于为病人着想。有一次有一位30来岁的女士患严重的拇外翻来昌吉市人民医院求治，杨亮医生接诊后认为应该实施切除手术，而蔡立忠认为该女子还年轻，不应当让她在手术后留下不能再穿高跟鞋的遗憾。杨亮说：“蔡立忠医生关心患者穿高跟鞋的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们做医生的，不仅仅要治病救人，还必须从患者的角度真心关怀他们。”
昌吉市人民医院骨科主任华德良也说：“我跟蔡立忠在同一个办公室里工作一年半时间，经常听到他给病人交待如何吃药、什么时间吃药、怎样进行康复训练，往往一遍一遍地讲，生怕患者听不明白。”陈弼沧医生对此也印象深刻，他说：“我听到他跟患者说得特别详细，当时觉得是不是有点太啰嗦，但如果换个位置想一想，患者能够遇到这样体贴细致的医生，心里会感到多么温暖！”
“问他问题，百问不烦。”回忆起蔡立忠给自己爱人看病的经历，佘美双老人非常感慨。2012年，67岁的高武民老人不慎摔倒了，这使他的爱人佘美双非常担心。蔡立忠耐心地给佘美双解释病情，始终态度平和地回答问题，一点也不烦、不着急。他仔细讲解手术前的注意事项，安慰高武民和家人。手术成功了，十几天后高武民就下地走路了。出院前，蔡立忠把电话号码留给佘美双：“您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我们都不认识他，他对我们还这么好。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难过。”佘美双哽咽道。
蔡立忠总是给他的病人留下电话号码，几乎每天都要接很多病人打来咨询的电话，同事开玩笑说他的电话是“健康热线”。“以前，他经常半夜三更接到电话，一个月总有那么三四次，有时是半夜12点，有时是凌晨两三点。”蔡立忠逝世后，妻子吴少玲还常常在深夜接到患者问诊电话。“我就告诉他们，立忠出差了。我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立忠没有离开过我们，没有离开他的病人。”
蔡立忠始终把为病人服务放在第一位，直到生命的最后。曾和他同去援疆的同事、好友连冈医生在博客里写道：“从新疆回来，老蔡几乎得不到休息。由于科室两人外出支援，他三天就要值一班，经常手术做到两三点后才吃饭。加班加点是常事，忽视了自身的劳逸结合和保健体检。这样工作了一年多，老蔡出现顽固的咳嗽和疲倦的症状。所谓能医者不自医。他当成感冒，把危险的信号忽视了。短短几个月，瘦了十几斤。可他还是坚持做手术，直到连站也站不住，还坐在手术室的椅子上指导年轻医生。亲人劝他休息，可他总是说，如果自己休息，科室其他人就更忙更累了。他总是这样爱替别人考虑。等亲人逼着他去做检查，竟然已至肝癌晚期。”
蔡立忠不得不住院治疗。先住在泉州解放军180医院肝病中心，后来，他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就要求转回自己奉献了一生的泉州市中医院，他的同事黄碧玲陪护在救护车上。在他生命体征已经十分微弱的时候，同事陈弼沧为他进行最后的抢救。当陈弼沧走出病房告诉同事们蔡立忠已经离去的消息，他看到，病房外走廊里站满了人，蔡立忠的同事，医院的医生、护士，还有患者和他们的家人，所有的人流泪了，许多人放声痛哭……陈弼沧说：“几十个人挤在走廊里，在为蔡立忠哭泣，在为一个好医生的离去而哭泣，那个场面，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
9块钱的处方
不拿红包，不开大处方，不用回扣药，这是蔡立忠坚守的底线。他从不过度开药，能用几元钱的药治好的病，绝不会用几十元、几百元。
2013年5月，张坂镇西院村村民、57岁的黄培珠手关节突然又肿又疼。儿子李群伟赶忙带她来找蔡立忠。“阿忠啊，我这手疼得拿不了东西，是不是很严重啊？”蔡立忠仔细检查了一番，说：“上了年纪都会有点小毛病，您别担心，开点药打一针就好了，不用再跑第二趟了。”蔡立忠耐心地安慰黄培珠，母子俩这才放下心来。
“您就在这等一会，让阿伟去拿药。”蔡立忠一边安慰着黄培珠，一边给李群伟开处方让他交钱拿药。
“9块钱？”李群伟来到医院收费处，听说要交9块钱，心里琢磨：就是到村里卫生室拿个感冒药也得100多块，怎么来这么大医院才花9块钱？李群伟又拿回处方仔细看了一下：“果真是9块钱！”
李群伟讲起20年前他就曾经陪母亲来找蔡立忠看过病。那时候母亲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腰都变形了。他带母亲去许多医院检查，许多医生都建议黄培珠动手术，这让黄培珠和家人有些为难，一是家庭经济情况不允许，二是老人的观念是能不动手术就不动。
后来经人介绍找到了蔡立忠。蔡立忠看了黄培珠的病历资料后，认为最好进行保守治疗，在家里慢慢调养。蔡立忠交待李群伟回去用杠铃、红砖等给母亲理疗，并向他们一步步演示具体的理疗过程。蔡立忠又把自己的电话给李群伟，让他随时告知理疗进度和效果，指导下一步康复训练，免去李群伟和母亲的奔波之苦。
没想到不出几个月，蔡立忠用这个“土方子”治好了黄培珠的腰病，根本没花什么钱。李群伟说，“我带母亲去过那么多医院，见过那么多大夫，蔡医生的人品、医德真是没的说啊！”
民革泉州市永春总支部党员郑瑞卿讲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曾有一位来自农村的15岁小女孩，患有严重的骨膜炎。为了给她治病，家里到处求医，几乎倾尽所有钱财。蔡立忠接到这个小患者后，经过诊治，开出了费用很低的药方。孩子的父亲觉得过意不去，一到医院里就跟医生要活干，帮忙做一些杂事。孩子住院期间，他就天天在医院帮忙做事。
在蔡立忠的精心治疗下，女孩的病一天天好起来了，治病的费用也让蔡立忠降到最低点。将要出院的时候，女孩的爸爸突然跪在蔡立忠的面前，说：“您的恩情，我们家一辈子都忘不了！您就是我们家的活菩萨！”
在采访刘宪俊院长时，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蔡立忠的家人和同事都说他从来不收红包，您作为他生前的领导，是不是可以确认一下？”这位院长显得有一些激动，他说：“我理解你们提这个问题的原因。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一个正面报道如果不真实，会导致很大的负面影响。我可以以我的人格担保，蔡立忠医生确实从来没收过红包！”在泉州市中医院院长接待室里，刘宪俊院长拍着胸脯说。
“作为医生，就是要救死扶伤。难道不给我红包，我对病人的态度就要差一点吗？”其实，蔡立忠的收入不高，爱人在国有企业下岗后在一家私企打工，收入也很有限，家境并不宽裕。他暂住在姐姐蔡锦芬的房子里，生活勤俭节约，一件衣服常常穿到褪色，有时还穿着姐夫的旧衣服。私底下，蔡立忠的妻子说他是“最穷的医生”。
昌吉市人民医院的华德良医生说：“蔡立忠这个人特别不爱钱。我们经常晚上十一二点甚至凌晨四五点打电话请他到医院做急诊手术，当时他住在泉州援疆指挥部，那里离医院挺远的，他不止是随叫随到，而且总是自己打出租车赶到医院。有一次手术结束已经是后半夜，我说让医院值班司机送他回住地，他不愿意影响司机休息，自掏腰包打出租车走了。次数多了，我就跟他提出来给他报销出租车费，给他分配一些科室绩效奖金，但蔡立忠总是坚决拒绝。有时我们都觉得不理解，都是合法合理的收入，为什么不能收下？他说援疆干部有规定，不拿受援地一分钱。蔡立忠过世以后，我听说蔡立忠的亲戚曾想要他从医院辞职自己开诊所，我就说：蔡立忠给病人开最低价钱的药，自己该拿的钱都不拿，别人开诊所是想赚钱，他开诊所也赚不了钱。”
回忆起蔡立忠的为人，他的同事、他所在民革支部的主委王奕珊说：“蔡立忠在世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所做的一切也很平常，他只是在做他自己应该做、愿意做的事情。但现在想起许多往事，我越想越觉得他不平凡，每次说到他我就要流泪。他是一个纯粹的人。”
“吴登云式的好医生”
吴登云是一位汉族医生，1963年他从江苏来到新疆乌恰县工作。由于他为新疆各族同胞提供了优质医疗服务，被誉为“白衣圣人”，是我国600万医卫工作者的典型代表。蔡立忠被誉为“吴登云式的好医生”，表明他做出了与吴登云相似的业绩。
泉州市对口支援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昌吉市。根据中央新疆工作会议精神及福建省智力援疆的要求，2010年12月，泉州市选派了由干部和专业人才共计22人组成的第五批援疆工作队伍，这也是泉州市首次派出的援疆专业人才队伍，其中专业人才来自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等领域。蔡立忠是其中一位。
蔡立忠是主动报名参加此次援疆医疗队的。得知援疆医疗队需要一名骨科医生时，蔡立忠评估一下本单位工作情况和人员情况，就主动承担了这一责任。尽管蔡立忠的女儿正在读高二，处于高考之前关键阶段，同时，他母亲身体不好，作为当医生的儿子，应该留在母亲身边照顾母亲，但蔡立忠排除各种顾虑，主动报名参加援疆。他对家人解释说：“这是政治任务，国家需要，我必须去。”
刘宪俊院长讲起蔡立忠参与援疆工作时说：“当时蔡立忠报名参加援疆工作，我们对他本人家庭的情况以及他的身体状况也是有顾虑的。”1995年，蔡立忠曾患肝炎，大约1年时间治愈，但到千里之外新环境中会不会复发也是很难说的。但是，医院派出援疆医生，既要考虑专业水平能力，也要考虑思想政治素质，要能够适应新疆地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的需要。医院批准蔡立忠的申请，不仅因为蔡立忠工作能力、专业能力足以代表泉州市中医院的水平，而且他的人品，他的道德品质也可以代表中医院的形象。“我们对他完全放心。”
由于工作需要和蔡立忠本人条件合适，蔡立忠开始时担任昌吉市人民医院外一科（骨科）副主任，不久又任命为院长助理。昌吉市人民医院是一家西医医院，医生们对蔡立忠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感到很新鲜。潘进医生说：“我们原来在实施胫骨棘骨折手术时，西医的传统做法是从髌韧带中间切开施行手术，教科书也是这么教的，但病人不得不忍受术后剧烈疼痛。”蔡立忠医生采用的方法则不伤及髌韧带，是从内侧切开，也可以完成手术，但患者的痛苦大大减少。王国辉医生告诉我们，对做了肩关节手术的患者，原先我们只是叮嘱患者自行进行康复训练。蔡立忠医生则生怕病人自己怕痛“偷懒”，每次查房时，总是现场让病人抬高手臂进行“爬墙”练习，让病人在墙上标注一条线，每次“爬墙”可以爬得更高。这样的理念与方法让昌吉医院的同事们耳目一新，这些方法此后一直都在沿用。
蔡立忠协助改进了昌吉市人民医院骨科的查房、阅片制度。医院副院长王维哲在蔡立忠援疆时同为骨科副主任。他说，原来昌吉医院查房是每个医生单独进行，蔡立忠带来了值班医生集体查房制度，几个医生一起查房，一起了解每一位病人的情况，不仅可以让患者得到更多医生的关心和诊治，还可以让医生之间相互切磋医疗技术和临床经验。阅片制度也是一样，蔡立忠建议实行的每天早晨集体阅片制度，让每一个医生给每一个病人的X光片提出自己的诊断意见和治疗方案，不仅仅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服务，还可以形成良好的学习研究氛围，提高科室整体医疗水平。
泉州援疆前方分指挥部副指挥长林世川说：“2011年指挥部组织体检的时候，我们了解到蔡立忠肝脏有些状况，曾建议他回泉州去，让家人照顾他，他谢绝了我们的好意，他说他的身体问题不大。”蔡立忠留下来继续完成援疆工作任务，他以出色的工作和业绩体现了援疆工作的目的和价值。据蔡立忠本人在工作述职报告中统计，援疆期间他在门诊诊治病人共1500余人次，教学查房60余次，主刀或参与各种大、中型手术200余台，手术从未发生过差错。还曾8次下乡送医送药，为牧区、山区患骨关节病的少数民族牧民200余名患者看病。由于蔡立忠工作业绩突出，中共昌吉市委、市政府把他评为“福建省智力援疆先进个人”，昌吉市卫生局授予他“吴登云式的好医生”荣誉称号。
民革支部中的“老蔡”
王奕珊用颤抖的手接过文件袋，两行热泪喷涌而出。蔡立忠是民革泉州市委会鲤城区工委中医院支部组织委员，他的一项职责是负责本支部党员党费收缴和保管工作。仅仅19天之后，蔡立忠就去世了。每当想起蔡立忠跟她交接这项民革工作的情景，王奕珊就忍不住流泪。她说：“那个时候，他也许已经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了，但在生命最后时刻，他还在惦记着民革工作。”
作为公立医院，泉州市中医院除了中共党组织，还有民革、民盟、农工党、致公党四个民主党派组织，为医院里的党派成员搭建了参政议政、参与医院管理工作的平台。1983年，泉州市重建中医院时首任院长，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老中医蔡友敬就是民革党员，也是当时民革泉州市委会主委、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医院有民革泉州市委会的一个支部，蔡立忠是这个支部的一名党员。据介绍他加入民革的该院副院长孙伟芬回忆，蔡立忠曾经说过：“我选择民革，我愿意做一个像蔡友敬老院长那样的人。”
2004年起，蔡立忠一直担任中医院支部组织委员，任劳任怨地承担着细致繁杂的支部组织工作，并且为中医院支部的各项工作、各项活动献计出力。在支部党员心目中，蔡立忠为人谦虚，待人亲切，踏踏实实，稳稳当当，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蔡”。其实开始叫他“老蔡”的时候，他还年轻。简单质朴的称呼，包含了支部党员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
蔡立忠关心支部工作，就像关心自己的家事。2009年，王奕珊主委赴四川参加对口支援工作，蔡立忠在本职工作之余承担起支部负责工作。本支部一位姓翁的老党员被查出骨癌晚期，蔡立忠发挥自己专业特长，时刻关注这位老党员身体状况，还主动与民革泉州市委会、鲤城区工委联系，寻求组织上的帮助。老党员家属十分感动，称赞他“对待老同志像对待自家老人一样。”2012年，蔡立忠被民革泉州市委会授予“争创双优活动先进个人”称号，他悄悄把奖金如数放进支部活动经费中，家里人都不知道他有过这么一笔收入。
从2013年起，民革组织开展“博爱牵手”活动，要求基层支部有组织地开展关心帮助民革党员中和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这一项社会服务工作本来也是民革基层组织的重要工作。每年5月，民革泉州市委会都要组织几十人规模的医务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科普人员开展医疗、法律、科普“三下乡”惠民活动，而在医疗专家组的“白大褂”队伍里，总能找到蔡立忠的身影。在援疆期间，他不仅多次参加类似活动，还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资助了昌吉市两位哈萨克族贫困学生。2014年1月，蔡立忠患病住院后，民革泉州市委会领导来看望他时，他还说：“下次再举办‘牵手’活动，请通知我，可能的话，我还要参加……”2014年6月，泉州市成立了“党外专家服务团”，设了法律、农业、医疗、教育等分团，蔡立忠不在了，但他的精神还活跃在这个服务团中。
王奕珊主委告诉我们，蔡立忠也是民革中医院支部参政议政工作中的活跃分子，积极参与支部参政议政课题调研和调研报告稿的讨论修订，发表过很多意见建议。支部集体讨论提案、调研报告稿，这是泉州市中医院支部参政议政工作的一种方式，既可以让大家更多参与，也有利于集中、整合大家的意见，提高参政议政工作水平和质量。
蔡立忠对自己作为民革党员十分自豪。援疆时的同事华德良回忆说，蔡立忠多次介绍向他自己参加民革工作的情况，多次与他讨论两岸关系问题，让他感受到了民革党员很强的政治责任感。刘宪俊院长也说，民革支部对泉州市中医院的工作非常支持，提出过许多很好的意见建议。他说：“像蔡立忠这样的民主党派成员履行参政议政职能，总是关心关注公众利益，这也是我作为中共党员特别钦佩民主党派同志的一个方面。”
2013年，蔡立忠参与了民革泉州市委会关于泉州市中医药事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调研。这些年中，民革泉州市中医院支部围绕中医药产业发展、医生队伍建设、医保统筹等课题，先后提出了《关于加大乡镇卫生院医疗救治体系建设力度的建议》、《关于加强中小学校医队伍建设的建议》、《如何推动社区医疗健康发展》、《关于建立医患纠纷处置机制的建议》和《关于将康复治疗纳入医保统筹的提案》等十几份提案和调研报告，其中也有蔡立忠的一份贡献。
王奕珊主委告诉我们，蔡立忠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他在医疗工作中发现，老百姓在就医付费和报销费用的时候，需要履行很多繁琐的手续。他设想，能不能协调社保机构、金融机构和医疗机构，为老百姓办一张在各家医院通用的就诊卡，让群众持有这张卡，就可以在任何一家医院直接刷卡交费，而不必看病前先去银行排队取钱。蔡立忠就此到有关金融机构去进行了调研，但这件事如果做起来需要各方面进行协调，过程会比较复杂和麻烦。蔡立忠走了，但他为公众提供更好服务的心愿和创意留了下来。2014年5月，民革泉州市委会领导带队赴多地调研，完成了题为《使用银医一卡通，方便民众就医》的调研报告，将作为民革泉州市委会提案提交2015年泉州市政协大会，蔡立忠的遗愿或将实现。
年仅48岁的蔡立忠走了，他留下了作为医生的许多美好心愿，他的医生同事会帮助他实现；他留下了作为民革党员的许多美好心愿，民革组织和党员会帮助他实现。后继者还有他的女儿蔡颖颖。她说：“我爸爸是一个民革党员，我要做一个像我爸爸那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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