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鸿儒
新中国已成立六十年了,我有幸与新中国同步从医六十年,与新中国风雨同舟,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1997年10月,市民革名誉副主委乔鸿儒到蒙阴县农村义诊。
1948年解放前的济南,政府腐败,民生凋敝,我家经济拮据,求学难以为继,同年7月无奈辍学从医,学一套维持生活的本领,有幸我刚入医门,济南就解放了,第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
我自幼生长在中医世家,深受中医药的熏陶,随而建立了从医的志趣。从医是我的志愿,也有家长和亲友的支持。过去中医没有正规学校,只有“国医讲习所”、“国医馆”之类。当时的中医多出自家传,师承和自学,这种传统的方法使中医由古延续至今。历代的名医都是这种出身,解放前济南的名医也是这样。以后山东建立了中医学院和省中医医院,初期的教授和临床医生,多由省内选调上来的当地名医。他们的教学能力和临床经验,不低于现在的教授和医生,而且他们的专业知识和传统学问是现代医教人员不能企及的。
我从医后,初学以背诵为主,先方药后临床,继而经典著作。临床是以针灸入手,在家长的指导下,先练习,后为病人针刺,一统免费,瘫痪的病人登门针治,经过两年的勤奋努力,熟练了常用针刺手法,也治好了一些病,因此在住地周围人群中也有了一点小名气。
为了使中医步入正规管理,本市卫生系统成立了济南医务进修学校,分设医学、中医、药学、助产各部,将本市的从业人员进修培训。入学前先进行考试,两次不及格者可改作他业。1950年下半年中医进修部第四班招生,街道办事处推荐我去报考,经过笔试、口试,合格录取,于当年10月份开学,为业余学习,学期两年。我们班上有位针灸名医
1952年经中年西医曹宗仁大夫介绍,我到济南棉织厂工作,我当即表示同意,我想一步登上工人阶级,何乐而不为。我于1952年12月去单位报到,经人事科考核即上班了。
我于1963年7月调入济南市中医医院工作,1998年退休。退休后仍老有所为,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向后继中医介绍些临床经验。
风雨六十年
风雨六十年,分两个阶段,即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前三十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是狂风暴雨的三十年。后三十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风细雨的三十年。风是“吹面不寒杨柳风”,雨是及时雨,是“知时节”的雨。近三十年既无远虑,又无近忧,经济蒸蒸日上,是党的领导正确的结果。三十年和平无战争,这在中国历史上说也是少有的。历史学家认为,社会五年一小变,十五年一中变,三十年一大变。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至1949年统一大陆近三十年可为一大变。由1949年至1978年,各种运动终止,三十年又是一大变。1978年至2008年改革开放三十年,国家走上康庄大道,又是一大变。中国近百年来发展的历史,符合历史学家认识社会的规律。因此我们更加相信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强大的中国,这是千真万确的。
“机遇”过去叫运气,是求之不得的,多为不期而遇,对人生和工作常能产生重大的转折。我曾有两次机遇,当时不知道是机遇,并未感到特别,直到晚年才体会出确实是机遇,对我一生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有记述的必要。
我一生从医,迄已60年(1948—2008年),中间只有一次工作调动,即从纺织企业调入市中医医院工作。当时是卫生局中医科长范乐麟给我办理的。我与范科长1948年就认识,解放初期都是中医个体开业。范是地下党员,政府将个体开业的医生组织起来,范是槐荫区的组长。当时都在学习共同纲领,我是范的小“秘书”,负责下通知,学习时读文件,讨论时作记录,因此熟悉。以后他提了干,做了市卫生局中医科科长。当时我较年轻,一般中医都比我长10余岁,前后有段空档,所谓青黄不接。范科长找我商量让我到医院去工作。我当时接受的是极左思想的灌输,认为纺织企业是产业工人,是领导阶级,医院是小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考虑良久,还是舍不得离开工人阶级。这样谈了若干次。至1963年上半年范科长又找我谈,这次目的明确,让我跟
文革中期兴起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济南市卫生局于1971在市卫生学校举办西医学习中医班,先培训主治医师以上的西医。在1971年底医院书记找我谈话,市卫校借调我去教西医学习中医班。当时中医教学尚无经验,好汉子不去干,赖汉子干不了,因此将此任务落到我的肩上。过了1972年元旦即到卫校去报到了。我到了一个新单位,一切感到新鲜,工作任务是以教西学中班为主,兼教其他班的中医课,还有业余班等。前后近10年,给50个班次上过课,讲述中药学、方剂学、外科、妇科等。一般每日2节课,其余时间为备课和读书,对学校图书馆的中医藏书约略浏览一遍,不求记住,只求有个印象。除了讲课还担任学校、学会的讲座,先后写了40份讲座稿和多篇论文。在卫校讲、读、写作,不仅提高了中医理论知识,对临床还受益终生,这是我的第二个机遇。以上两个机遇,对我一生影响颇大。关系到我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提高,并为我老年生活建立了“老本”。
参加民革组织
我参加工作后,积极要求进步,于1954年我加入共青团,并任支部委员。1983年春我被推荐为市政协委员,我找单位的书记谈思想问题,他说本单位有条件(根正苗红)的同志申请入党还得排队,你在近期没有解决组织的希望。我请书记指条奋斗出路,他说根据你的情况参加民主党派也适宜。当时我对民主党派没有一点认识。参加党派是终身大事,不可草率从事。我请教了我过去的领导和朋友,有支持者,有反对者,因极左思想尚未肃清,朋友的提醒也很重要。当我请教到市政协工作的朋友时,他们懂统战政策,观点明确,大力支持。不知参加哪个民主党派适宜,政协的朋友说参加民革,我说我和国民党无任何关系,他说知识分子自愿申请也是可以的。不久这个情况传到市民革,一日市民革的两位领导胡理修、熊顺义造访我家,介绍民革情况并作我的思想工作。两位领导成了我的引路人,当年我就参加了民革组织。
当时我们单位已先我参加民革的有两位,加上我就三位了。自感力量单薄,经讨论首先要扩大组织,取得单位领导的帮助,组织渐渐扩大,成立了以市中医医院为主体的民革支部,并由我任主任委员。我们的成员多为各科室的工作骨干,率先严格要求,作好本职工作,这样民革支部在院中有良好的形象,院领导也感到满意。以后支部主委由佟秀珍、梁安民、吴念云等先后继任。他们工作认真,积极负责。首先抓好支部的组织工作和学习活动;积极参政议政,在市政协会上积极提出提案,组织支部义诊及调研工作;积极参加市民革安排的各项活动。在后继支部主委的组织努力下,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被评为市民革先进支部,以后又评为省及全国的先进支部,称为济南民革的一面旗帜。
我于1948年从医,与新中国同步六十年。由一个毛头青年变为一名耄耋中医。从医六十载有余,喜读中医经典理论,严格要求自己,故被誉为“学验俱丰”。精通中医外科、妇科,对血管病尤所擅长,并对气功养生有一定研究。所传八卦太极功,传宗有序,自成系统,独具风格,易学易练,健身效果好。善于总结经验,勤于著述,著有《气功·养生·医论》、《医林浅涉》、《临床方药精粹》等,参编书籍多种。著有论文百余篇,部分发表,部分交流,有14篇被评为优秀论文。七十年代任教西医学习中医班近十年,培养了大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人才。平素我喜欢读书,善于思索,勤求古训,博采众长,选方用药,切合实际,故方多有功。根据古人制方原则,结合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创编了许多临床用之有效的方剂和制剂,如治疗血管病的复元丸、七妙丸、治疗皮肤病的蒺藜丸、治疗周围血管病的复元通脉汤、神妙汤等,为患者解除了诸多痛苦,在群众中享有一定信誉。在单位除任主
2008年是我从医60周年,在这风风雨雨的半个多世纪里,我始终坚持造福百姓的宗旨,恪守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神圣职责,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行医的征途上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业绩,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同行的尊敬和社会的赞誉。
生命不息,勤奋不止,执着地追求,不懈地努力。著名雕塑大师刘开渠曾为我书写了一幅作品:“老牛性格,龙马精神”,就是对我最好的勉励。